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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的成才之道 司马光以惊世之举砸缸救友，醒世名著《资治通鉴》而名满天下，司马光家族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代名门大家。司马光的成才之道值得今人研究，我的观点是司马光的成才之道在于有良好的家教，在于如饥似渴的苦读，在于执着地追求。 司马光成才之道在于家教。司马光出生于一个县令之家，父亲司马池为宋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）进士，母亲聂氏也生于官宦之家，其父聂震在京城任秘阁校理。史称：“司马池品行端正，治家严谨。”在司马光5岁时，有位亲戚送来一篮青核桃，司马光想吃，却怎么也剥不好外皮，就叫女佣剥开了，但他却对人说是他自己剥开的。这件事正好被父亲看了个清楚，马上训斥道：“小子何得谩语！”父亲的话说得司马光羞愧难当，他从父亲气愤的眼神中悟出了做人之道。多年后，新科进士刘安世拜司马光为师从学，他问：“做人最要紧得是什么？”司马光答：“诚。”又问：“诚从何入门？”司马光答：“从不说假话入门。”在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教诲下，诚实成了司马光一生为人处事的信条，为他日后在宦海生涯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打下了好的基础。 司马光的成才之道在于苦读。耕读传家的古训是司马池的教子秘诀。司马光幼年时，父母一有空闲就给他灌输学习的益处，讲孔子的博学方法、孟子的论治学、司马迁编《史记》、班固修《汉书》、姚思廉写《梁史》，讲匡衡凿壁偷光读书等等，使司马光从中悟出了勤学苦读博通众言的哲理。他也学匡衡给自己锯了一截圆木枕头，取名叫“警枕”，睡觉时身子稍动，“警枕”就动，惊醒后马上穿衣展纸提笔读写起来。苦读把他带进了知识的海洋，博读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，祖国久远厚重的历史文化使他如饥似渴，爱不释卷，也成就了他满腹经纶，博识多才，也为他日后编写《资治通鉴》铺平了道路。 司马光的成才之道在于追求。司马光一生始终都在不断地自己给自己设置目标，然后又去执著地追求目标。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是“穷探治乱之道，上助圣明之鉴，下助百官德政”。所以在46岁时，他立下远大志向，想继司马迁之后也编一部史书。这部史书，从治平元年进《历年图》到元丰七年呈《资治通鉴》全书，司马光在21年漫长的路上用心血和汗水苦苦的求索，执著地追求，终如愿以偿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赐名写序的书，这是一部自北宋之后历代帝王伟人的必读书，这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千古不朽的史学丰碑。 凡这些，今天的夏县人不该研究不该学吗？从孩子懂事时就教他（她）礼仪，从孩子上学后就对他（她）讲学习的益处，从孩子理政时就教他（她）行德政，从孩子务工时就教他（她）不生妄念，不取不义之财，为夏县的明天培养出更多的人才。[http://www.up2c.com/book/article/200710/392055.html]
司马光的故事 司马光，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，卒于哲宗元佑元年（1086年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（今山西夏县）人，世称涑水先生，进士出身，历任馆阁校勘、同知礼院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、御史中丞、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。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，坚辞枢密副使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（今陕西西安市），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，退居洛阳，专事著史15年。哲宗即位，高大后临政，召司马光入主国事，任命为相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）。身后追赠太师，封温国公，谥文正。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，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，官至兵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，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。司马光受家庭熏陶，笃诚好学，七岁时，“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即能了其大旨”，从此，“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”，15岁时所写文章，时人称许之“文辞纯浑，有西汉风”，20岁时中进士甲第，可谓功名早成。但他并不以此“矜夸满志，昆明于物，如谓大下莫己若也”，而是豪迈地提出：“贤者居世，会当履义蹈仁，以德自显，区区外名何足传邪！”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，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，不求虚名。因此，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，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，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，音乐、律历、天文、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，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，尤其，＿对古籍阅读极广，考察极细，可谓通习知晓，烂熟于胸。他随读随作札记，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，便多达30来篇，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，以方便阅读，而更为深沉的动力，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。 当时，北宋建国近百年，已出现种种危机，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，以积极用世的态度，连连上疏，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，大致是以人才、礼治、仁政、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，这在当时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除上疏陈述主张外，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，亦能坚持原则，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，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，他犯颜直谏，面折廷争，从不顾及个人安危，被称为社稷之臣，神宗也感慨地说：“如光者，常在左右，自可无过。” 在熙宁变法中，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。就其竭诚为国来说，二人是一致的，但在具体措施上，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，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，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，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，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，即使改革，也定要稳妥，认为“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”，因为“大坏而更改，非得良匠美材不成，今二者皆无，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；但实际上是一种在“守常”基础上的改革方略。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，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，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，政治上是成熟的。 在政见不同、难于合作的情况下，司马光退居洛阳，通过编纂史著，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，提取治国的借鉴，“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”。应该说，司马光着史，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。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（1056--1063年），他曾与刘恕商量说：“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，下讫五代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网罗旧说，成一家之言。”这说明他30多岁时，已酝酿出《通鉴》的规模。宋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首呈《历年图》25卷，二年后又呈《通志》八卷，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，已进行撰写。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、宋神宗的称赞、支持，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，自择官属，神宗以此书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而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制序文，以示重视。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，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，赏赐给司马光参考。修书所需笔、墨、绢、帛，以及果饵金钱之费，尽由国家供给，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。